安徽该怎样学习“义乌经验”？

时间：2026-06-04 来源：《安徽日报》江淮观察栏目 作者：安徽日报记者

“西方经济学长期将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而义乌的经验表明，两者可以实现有机统一。政府与市场不是谁强谁弱的关系，重要的是如何在法治、开放、公正中找到平衡点。

“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20世纪90年代（义乌经验的成熟期）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不是孤立的。没有一就没有二，没有二就没有三。

“‘无事不扰’才是‘有求必应’的基础。政府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守住这个边界，再去提供高效热情的服务。

“如果一个地方只有5年的成功，还需观望；但合肥已经走了18年，而且是多个项目成功，这说明其发展有内在逻辑支撑。”

5月30日，第三十三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办，组织共同阅读《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书，并邀请该书作者、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辑胡宏伟作“义乌发展经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实践与内在逻辑”专题辅导报告。

胡宏伟曾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执行主席、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等。

他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演进规律的观察研究，在区域经济比较分析、民营企业变革史等领域有独到见解。

“‘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是“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

在读书报告会上，胡宏伟围绕“义乌发展经验”作深度分享。从温州模式、义乌经验到杭州现象，梳理了浙江改革开放40多年的演进逻辑，并结合安徽发展实际提出思考。

以下为胡宏伟在本场报告会的主要观点摘录。

01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

义乌小商品市场创建于1982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市场之一。它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具有绝对影响力。

1992年，原国家工商局第一次评选“全国十大专业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名列第一。从义乌市场创建到今天，整整44年了，义乌依然是第一。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风云一时的地方不少，但能够始终保持改革发展活力的“改革常青树”并不多。

土地狭小贫瘠、毫无资源优势的义乌，为何能脱颖而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的辩证关系。

义乌很懂得进退。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该做的，义乌地方政府想得很清楚。简单机械地完全把社会经济发展扔给市场，既愚蠢又不负责任；但如果牺牲市场、仅仅剩下政府行为，就会沦为计划经济。

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举个例子，义乌市场所有的摊位都是在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手里，商户只能拿到使用权，拿不到所有权。

如果这个摊位是控制在个体户手里的，很可能会有人像炒房一样炒摊位，市场就会因为交易成本的暴涨，最终失去竞争力。

义乌市场是个公共服务平台，不能简单交给纯粹市场化的企业去操办，政府要做的，就是守住公共利益的底线。义乌市政府掌控了所有的摊位，全力保持合理的租赁价格，把交易成本“打下来”了。

义乌当地政府还擅长于用市场化手段践行政府意图。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义乌市政府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负责运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

政府对义乌市场如果有想法，不会发红头文件，而是遵循上市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引导市场。

尽管义乌户籍人口仅93万人，但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超过126万家，市场主体密度全国罕见。义乌国际商贸城拥有7.5万个摊位，商品种类超过210万种，是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集散地。

民营经济活力足，离不开义乌地方政府始终坚持的一个观念：以市场活力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市场发展的唯一标准和价值取向。

无论是城乡统筹、外来务工人口的融入与平等，还是外国商户云集情况下的国际纠纷调解机制建设，义乌都尽力做到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红利。

西方经济学长期将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而义乌的经验表明，两者可以实现有机统一。

义乌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不是谁强谁弱的关系，重要的是如何在法治、开放、公正中找到平衡点。

在“管”与“放”之间追求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动态平衡。

02一脉相承的“浙江样本”

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20世纪90年代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

这些浙江改革发展不同时期的优质样本，不是孤立的。没有一就没有二，没有二就没有三。

用三句话可以概括温州模式：第一，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第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在这两者的理念和体制机制基础之上，激发千百万人民的创造力。

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温州就没有义乌，义乌在这三点上完全继承了温州模式。

义乌没有特别大的企业，也没有特别著名的企业家，是非常典型的“滴水成河、聚沙成塔”模式。它是在浙江中小微企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义乌之所以能成为“全能冠军”，离不开浙江全省“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的产业格局。

从诸暨的袜子、永康的保温杯到嵊州的领带，浙江拥有大量“单打冠军”，这些产业集群为义乌商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

温州模式处在特定历史时期，当时的政府可以说是“无为而治”。

义乌经验则超越了温州模式，义乌在历任党政领导班子强有力的推动下发展起来，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生态平衡下的发展结果。

如果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视角观察，当前以“六小龙”横空出世为标志的杭州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义乌经验的再出发。

“六小龙”全部是民营中小企业，某种意义上，杭州并没有培育“六小龙”，而是培育了有利于创业创新的环境。

近年来，杭州平均每年约有40万外来大学生涌入，在数百万的年轻创业者当中，谁都有可能成为“龙”，杭州尊重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守法治准则，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生态，让优质企业脱颖而出。

有人形容杭州的营商环境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很多人去学习取经，往往关注的是第一句话“有求必应”。

其实，“无事不扰”才是“有求必应”的基础。政府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守住这个边界，再去提供高效热情的服务。

如今，杭州和义乌构成了浙江的两个翅膀：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传统产业。

如果浙江只有义乌没有杭州，说明浙江没有转型升级；但如果只有杭州而没有义乌，也是行不通的，义乌承载着全民富裕的使命。

简而言之，温州是浙江改革发展的源头，在它的基础上，义乌对政府行为进行了新探索。杭州是在温州和义乌的基础之上，以更高的政府资源能级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组合，最终达到了产业的二次升级。

梳理浙江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典型样本有相通的底层逻辑：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和人的解放。这也是浙江发展的秘诀所在。

03安徽要学新加坡那样当好“连接者”

从2008年第一个重大项目落地，到如今京东方、蔚来、长鑫等龙头企业集聚，合肥在不到2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传统工业城市到科创高地的转型。

如果一个地方只有5年的成功，还需观望；但合肥已经走了18年，而且是多个项目成功，这说明其发展有内在逻辑支撑。合肥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

与浙江以“蚂蚁雄兵、滴水成河”为基础、民间力量活力勃发的模式不同，合肥走的是“政府引导、资本驱动、产业集聚”的路径，政府更为强势。

这种差异具有合理性，发展路径是多样的，每个地方都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结合各地的实际去摸索最符合本地的发展模式。

安徽作为长三角中曾经的追赶者，必须依靠政府的战略判断和资源整合能力，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民间的市场活力带有比较大的自发性，如果慢慢坐等市场自我探索，恐怕会丧失一些历史机遇。

政府行为通常带有更强的一种战略思维和自觉，从实践案例分析，合肥地方政府是做了详尽的调查，对市场有精准的判断把握，从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如今，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徽已经从“借势”走向“并跑”，未来更有可能“创势”。安徽是连接中国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节点，应发挥“连接者”的优势，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枢纽。

正如新加坡，因马六甲海峡的“连接者”优势而成为物流枢纽，物流的繁荣又进一步带来了金融流的集聚。

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仅能被照亮，而且自身能发出光芒，因为你的存在而惠及他人，拉动周边地区发展，那么安徽的未来就不可限量。

改革是一个百花园。我们要做的，是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走好自己的路。

责任编辑：宋雁冰

执行编辑：高梦伟